【正文】摘   要：画家在刻划人物和客观物象时,不仅要追求外在的“形似”,还要努力体现内在精神的“神似”。写形是为达到传神目的的手段,“神”依托于“形”,形与神相互映照,才能“传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神似”比“形似”更重要。
　　关键词：工笔画；以形写神；线条艺术
　　工笔画与写意画从绘画审美的角度而言,在风格形态上有所差别和侧重,工笔画重法度、倡谨严,强调“以形写神”;写意画擅笔墨、精诗文,追求“似与不似”的意象,但两者在处理形神关系时都要求“形神兼备”,在造型和意境的表达上都要求“气韵生动”,从根本上讲,都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美学思想[1]。具备中国绘画传统基因的同质性,传统工笔画也具有“写意性”的艺术特征。
　　工笔画的“写意性”特征是主体对客观自然进行细微体察、精参妙悟,将自然客体的内在联系与主观情思交融合一,达成默契,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形态是一种非常自由与灵活的不受空间与时间限制的,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诗的灵性的意境交融,契合于中国美学内涵的沉静、深遂、抒情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绘画注重对客观对象的表现与写意,注意内在精神气质的传达与个体意识对作品的倾注和主观情意的抒发。东晋画家顾恺之继承了汉代《淮南子》的“君形论”观点,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传神写照”等重要绘画命题。顾恺之认为,画家在刻划人物和客观物象时,不仅要追求外在的“形似”,还要努力体现内在精神的“神似”。写形是为达到传神目的的手段,“神”依托于“形”,形与神相互映照,才能“传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神似”比“形似”更重要。这些观点可视为传统绘画“写意性”最早的理论依据。
　　顾恺之还进一步提出“迁想妙得”这一极有价值的美学概念,“迁想”指创作主体将情感、意念专注于客体对象,经过深入体察观照,达到主体与客体的交流,产生妙悟,获得绝佳的构思和艺术形象,反映了魏晋时期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2],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绘画创作中主观创造性的自觉。这一命题还带有形而上的追求,要求绘画主体要通过发挥自由的想象,把握对象的精髓,突破客体的有限性,通往艺术精神的无限性,“象以求妙、妙得则忘象”。这些命题对绘画创作中主体的主观创造性作用给予很高的重视,揭示了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对绘画创作注重精神性感悟的写意性传统有着久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唐摹本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图中,领略顾恺之的绘画特点。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价其画“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息,
　　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据记载,他画裴楷像,在颊上添了三毫,就使形象“神明殊胜”其传神达意的绘画技巧与主观情趣的表述,使观者产生对所绘人物与物象的丰富联想。顾恺之作为一代宗匠,其绘画思想对传统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原则的提出,对中国绘画“写意性”特征的影响直至当代。
　　在中国绘画的发展过程中,书法艺术的融入所起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成熟早于绘画,从现存的书法绘画遗存及书画史典籍来看,可以证明这种情况。经过发展,在晋唐时期中国的书法艺术就已达到成熟完美的境地。
　　因此,书法的美学理论也十分丰富和完备,而且对绘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魏晋时的书法家卫铄在书法理论中提出了“意在笔前”的深刻见解,她说“意前笔后者胜”,“意后笔前者败”,其中提到了“意”与“笔”的关系,强调了“意”在书法书写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绘画用线“写意性”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及价值。按照这一理论,画家用笔用线时要重视“意”的主观能动性,将生命状态贯注于线条,笔到意到,使线条产生生命感。在中国绘画史上首次在理论上确立书法与绘画密切联系的当属南齐学者谢赫,他在“六法论”中提出了绘画创作中“骨法用笔”的命题,在重要性上仅次于“气韵生动”,这里的“骨法”显然不单纯指构成绘画形象的线条轮廓,还应指书法的技术原则融入绘画。“骨法用笔”的理论确立,对书法渗入画法起到了一种有效的指导作用,从此,书法与绘画在技术层面上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画家与书法家之间的的角色转换变得非常自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许多画家兼书法家,如蔡邕、王羲之、张芝等等,后世更不胜枚举。书法的书写性为绘画笔线条的“写意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画以书法的技术渗入画法,在宋元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是通过工笔画来实践的,从现存画作史料看,不乏事例,如顾恺之画中的线条“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负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的线条属吐丝描,正是由于书法的影响,所以笔致流畅,潇洒生动;唐吴道子的线条充满激情,自由奔放,继承了“六朝三杰”的传统技法,行笔“其势圆转”,“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吴道子对于书法有精练的功夫,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所以他的用笔流畅而又有顿挫,他画人物竟能“髯须云鬓,数尺飞动,力健有余”,用笔往往“弯弧挺刃,植柱构梁,不假笔直尺”笔意十足;唐张萱、周日方表现“琦罗人物”的浸入书法韵味的线条,绵细亭匀;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及《八十七神仙卷》壁画稿本,其墨线抑扬顿挫,放收动静,节奏浑然,有云行水流之态,其线条组织意韵天成、生气充盈;宋徽宗赵佶不仅画艺高超,书法亦卓然成家,他的“瘦金体”楷书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法度严谨,笔迹劲利,而他的草书艺术性更高,他主持的宋代宫庭画院的工笔画有沉、纯、润、净的富于内蕴的笔线风格;宋代首创工笔白描技法的画家李公麟是一位诗、文、书、画的全才,擅楷书、以楷书功力作画。《宣和画谱》评价他“作真行书,有晋宋楷法风格,绘事尤绝”。以上例子可证明书法的书写性为绘画线条的“写意性”提供了技术支持,工笔画早于文人写意画实践笔线表述心意、传达兴味的“写意性”探索。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3-304.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46.